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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發展權優於人權 中共建黨百年不變

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前中)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眾領域)
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前中)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眾領域)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

2021/06/29 10:08(07/01 15:36更新)

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70餘年後,儘管中共稱人民也「富起來」進而「強起來」了,但中國人的公民權利仍難彰顯。原是為滿足溫飽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依舊主導了官方的人權觀,並經常以此為理由壓制個人權利、維護統治地位。

在中國某駐外大使館的官網上,刊登了一篇宣言,指中國對人權問題的基本觀點是:「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皆無從談起。」文中稱這樣的觀點是從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得出的結論,中國曾長期遭受侵略,民眾認識到「國家不獨立,人民的生命安全沒有保證,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

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告訴中央社記者,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權是基本人權,比公民權利重要,「這種說法很有迷惑性」,彷彿一個人如果吃不飽、穿不暖,談選舉權是不切實際的;但從人權、法律、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成立,言論與信仰自由、選舉權等,和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衝突。

滕彪說,中共的宣傳故意將兩者對立起來,但放眼世界,保障人的自由和創新的權利,反而有助於經濟發展。全世界經濟發展好的國家,除了少數石油國家,都是保障人權、選舉權的民主國家。

此外,中國義正詞嚴的「生存權、發展權」也充滿疑問。計劃生育造成許多人倫悲劇之外,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政治腐敗、環境破壞和貧富巨大差距也讓人不能忽視。

滕彪認為,這些都表明,缺乏公民基本權利的經濟發展是非常畸形的,中國不是一個能保障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這和公民沒有選舉權、沒有言論自由都有關係。

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說,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全是基本人權,比公民權利重要,「這種說法很有迷惑性」,事實上,言論與信仰自由、選舉權等,和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衝突。圖為滕彪2019年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說,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全是基本人權,比公民權利重要,「這種說法很有迷惑性」,事實上,言論與信仰自由、選舉權等,和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衝突。圖為滕彪2019年照片。(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5年底,記者曾經走訪上海最多穆斯林聚會的滬西清真寺,和寺方人員聊到中國穆斯林的信仰狀況。在提及如何看待新疆穆斯林遭受官方許多的限制與打壓時,他們並沒有首先展現出對這些普世「弟兄姊妹」的同情,而是立刻表示,「按照我們國家的說法,這是有境外勢力(指疆獨)的作用,是政治問題。」

維護中國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往往成為統治者限制信仰等公民權的一種藉口,特別是用於對付「境外敵對勢力」或者指控對方危害國家安全時,在這種邏輯下,哪怕是推動環保、動物權和女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只要是接受了國外的資金,都有可能被官方指為有「顏色革命」的企圖。

除了新疆的例子,中國基督徒的處境也日趨艱難,一切都必須在黨國控制中。2019年底,敢於在信仰中關懷時政的四川成都秋雨教會牧師王怡就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重判9年。

中共領導人口中的「中國人民強起來了」背後,是公民權的不彰,中產階級或更更富裕的人一旦經濟許可,多半會希望辦移民。他們自認掌握了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卻很清楚自己缺少法治公平的安全感,而那個讓國家強大的黨,同時也是可以奪去他們一切的黨。

王怡、維權律師高智晟這些人,甚至連「國家強盛的代價」都稱不上,因為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需要犧牲這些人,他們只是極權下的犧牲者,其他中國人也難以為他們發聲。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受訪時說,西方的人權理論從第一代進入第三代,都是以個體為根基,到第三代再突出追求環境權等集體權利,但中國的人權脈絡不一樣。中共的法權概念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出來的,反對西方以個人公民權利為基礎、中產階級發展出來的人權觀念。

外界經常議論的是,何以中國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了為數可觀的中產階級和富人,卻不似歐美國家,這些人會起身爭取更多政治上、社會上的權利?

吳介民說,其實這並不難理解。西方的中產階級在19世紀形成,是在原有封建社會之外新生長出的階級。這些新興的階級力量,一定是用新的人權觀念去要求改革,要求國家讓步,爭取參政權、財產權等。

但是中國在過去40年生長出的中產階級,有很大群人還是依附在黨國體制下。很多在國營或類國營企業上班的中產階級,都高度依賴國家的政策和資源,企業中也都有黨支部,整個黨國體制是深入到經濟生活當中。

以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前陣子又入獄的企業家孫大午等人遭遇來看,吳介民說:「直到今天, 就算你富可敵國,國家說要把你拿掉就拿掉。大的民營企業家、資本家都不安全。」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指出,中國過去40年生長出有經濟實力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大多還是依附在黨國體制下,因此很難期待他們向國家抗爭要求更多公民權利。他並以近來鮮少露面、轄下公司遭整頓的馬雲為例,就算富可敵國,「國家說要把你拿掉就拿掉」。(中新社)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指出,中國過去40年生長出有經濟實力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大多還是依附在黨國體制下,因此很難期待他們向國家抗爭要求更多公民權利。他並以近來鮮少露面、轄下公司遭整頓的馬雲為例,就算富可敵國,「國家說要把你拿掉就拿掉」。(中新社)

在高科技極權之下,中國的任何抗爭活動只要一有苗頭就被打壓。吳介民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執政已經第9年了,比之前胡錦濤掌權時期更高壓管控社會,教育系統也更加黨化管理,「所以,它沒有發展出要求人權、民權的中產階級,是很正常的。」

上述的分析,也是讓吳介民認為,中國很難模仿台灣從1980年代以來民主發展道路的原因。

當前的國際局勢,歐美「抗中」氛圍濃厚,這是否反而給了北京鼓動民族主義情緒的藉口,以「中國要生存權、發展權」為由強化極權管理?

滕彪說,中國人民應該去思索「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局面」,當中國官方學者及媒體刻意強調美國對中國是「老大對崛起老二的打壓」時,應當看見背後其實是雙方價值觀方面的衝突,特別是香港、新疆等政治與人權議題上對中國治理手段的不滿。

中國強迫外企技術轉讓、對國外媒體和大學滲透、甚至在泰國綁架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等於在海外侵犯人權,歐美對中國的不滿並非一天兩天之事。

滕彪說:「美國也的確曾因為日本和歐盟的經濟地位而打壓他們,但和對中國的打壓完全不是同一種。圍堵中國的原因是在中國,是累積的、綜合的問題,並不是西方純粹要限制打壓中國的生存發展。」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陸續對律師、網路、記者、大學、教會都進行更強力的打壓或管制,同時加強自我宣傳。滕彪坦言,這個趨勢持續的話,的確會讓多數中國人沒有機會覺醒,不會對自由民主有更多需求,進而覺得「中國模式」是好的;已經覺醒的人則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在中共的高科技極權下,反抗者很難連結起來。

中國官方表述:「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但經常演變成為了集體的、國家的生存發展,而打壓個人人權。圖為2014年7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北京總社大門口,7名來自江蘇的民眾喝液體倒地,據說他們喝農藥是為抗議拆遷,卻遭地方官員帶走關進黑牢。(取自新浪微博)
中國官方表述:「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但經常演變成為了集體的、國家的生存發展,而打壓個人人權。圖為2014年7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北京總社大門口,7名來自江蘇的民眾喝液體倒地,據說他們喝農藥是為抗議拆遷,卻遭地方官員帶走關進黑牢。(取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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