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9 10:06（11:26更新）
共產主義在20世紀興起後，在前蘇聯、東歐、亞洲等地曾有逾半世紀的實驗。結果，「共產」的目標，無一成功。但建黨百年的中共，卻把便於統治的「舉國體制」，建立得十分成功。
這項「舉國體制」的精髓，便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至於辦什麼事，說穿了，就是「黨想辦的事」。要是中共處於權力獨尊的階段，例如2021年的現在，甚至可說是「領導人想辦的事」。至於是好事還是壞事，自然由黨、甚至領導人決定。
而在中共即將迎接建黨百年的時刻，這個「舉國體制」適時送上的大禮，就是「防疫」，而且顯然能讓中共自彈自唱、自得其樂地傳誦許多年。
因為，這份大禮，讓中共這個看似強悍、骨子裡有如驚弓之鳥的統治集團，產生莫名的自信。而這份自信，甚至能感染到中共治下為數可觀的人民。
如今，不少中國民眾認為，疫情雖然從中國爆發，但中國是「第一個成功控制疫情的國家」，言談中充滿了自信，早已忘記了疫情爆發時的恐慌與痛苦。
在「舉國體制」下，中共使出各種軟硬明暗的手段，多路齊發，在其他國家疫情數度失控的情況下，對比鮮明地強力壓制了疫情，讓中國從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發源地的難堪處境，搖身一變，成了自己口中、乃至於一些國家眼中的「防疫模範」。
建立牢固的「舉國體制」，有兩項要素必不可少。一是強大的社會控制力，二是強大的宣傳控制力。而這兩項要素，在中國大地上執政了近72年的中共，全部都有，而且不因時光久遠而退化，反而愈加強大。而用在疫情防控上，可說是相得益彰。
眾所周知，中共對中國的統治，建立在政府、軍隊、學校、社會各角落的組織性控制。只要有主管，就要有相對應的黨官。而且「以黨領政」，同級黨官永遠高於單位主管。小自社區、農村，大至國家，莫不如此。
再加上70多年來，中共強力遂行自身意志採取的高壓手段，造成了兩代人、甚至三代人對中共黨組織的屈從。而這種屈從的根源，沒有太多的「敬」，卻充滿了「畏」。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猶記得2020年1月COVID-19疫情從武漢爆發初期，在總書記習近平拍板下，武漢展開了歷史上規模罕見、以犧牲人身自由、窒息經濟活動為代價，並強制數百萬市民全面接受核酸檢測的封城行動，歷經2個半月才結束。
雖然代價高昂，產生了聚眾核酸檢測可能爆發感染的風險，甚至到了部分居民出不了門買菜、無飯可吃的地步，帶來了空前的民怨和質疑。然而，這卻讓武漢乃至於湖北省，成功地擺脫了疫情中心的陰影，讓外界既咋舌，也刮目相看。
此後，中國各省區、各城市、各農村有樣學樣，一有疫情，各種形式、強度不一的封城，加上強制所有人接受核酸檢測，成為中國固定的防疫模式，更成為中共對外標榜的題材。
香港政治評論員劉銳紹觀察，封城這種極端防疫手段，也曾被不少西方國家普遍採用。但宏觀來看，中共「舉國體制」特有的強大控制力和鐵腕執行力，在中國這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在封城的防疫成果上的確讓西方國家難望項背。然而，這種控制力和執行力有沒有制度的規範，就另當別論了。
不可否認，中共的威權體制，在疫情的阻隔上，取得了相當程度的作用。然而，如果只有強大的社會控制力，雖然能讓人口服，但無法讓人心服。要讓人心服，就得靠另一項法寶─強大的宣傳控制力。
宣傳力，正是中共建政近72年來，乃至於建黨百年來，讓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中外競爭對手，難望項背的。
這種強大的宣傳控制力，來自於中共掌握著中國自上到下、從裡到外的管道與資源，既能壓制源頭流出不利訊息，也能箝制媒體報導不利訊息，更能管制民眾傳播不利訊息。這種高壓作法，讓民眾及任何民間組織，根本難以產生有效的監督力量。
除了控制訊息流通，中共的宣傳技巧，更令中外對手瞠目結舌，自嘆弗如，這讓中共在面對任何民意危機時，總能轉危為安，可說無往不利。
這份技巧在於，利用強力的社會管制、精細的訊息篩選，以及巧妙的宣傳和對照手法，把「壞事說成好事」。
在疫情發展過程中，中國民眾對疫情初期的防控不力、官方試圖掩蓋訊息，以及粗糙的封城政策，曾有過許多抱怨。然而，經驗豐富的中共，卻立刻使出「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手法，動員外省人力及物資馳援，先讓民眾產生「放心，你並不孤單」的心理。
緊接著，官方控制的媒體，刻意選擇了防疫一線的醫生、護士、共軍官兵、警察、清潔隊員的眾多「小故事」，搭配全國各地受宣傳感召，不是畫卡片就是自拍加油短片的小朋友，大肆宣傳，硬是把殘酷的場面，塑造成一片溫馨感人。
最後，官媒一哄而上，把防疫成功的榮耀，歸給標榜「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近平，以及以他為核心、作出正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再搭配諸如鍾南山等精心塑造的防疫專家接受表揚，並適時對疫情發展作出指導，讓民眾有了「舵手領航、專家導航、小人物圍繞著大核心」的集體心理。
這看在前中共解放軍軍官、海外中國民運人士李曉明眼中，有著幾分無奈。
李曉明認為，這樣的「舉國體制」，如今準確地說，是「習近平意志」的體現，客觀上的確使防疫奏效，更讓中國民眾基於塑造出的滿足感和自豪感，轉而堅信習近平與黨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是民主國家在制度上難以做到、且難以想像的。
當然，中共能夠成功地用「舉國體制」執行防疫且取得成果，甚至成為向人民炫耀「制度自信」的資本，還有兩項外在因素不能忽略。一是科技、二是歐美的防疫不力。
在科技上，中共利用徹底掌握網路平台控制權的基礎，進一步套取個人資訊，強行設計並推動「紅、黃、綠」燈號的「健康碼」系統。利用民眾的居住地、就醫紀錄及行蹤，決定民眾能否進入公共場所，或離開居住地。
如今，「健康碼」是中國民眾手機裡的必備程式，甚至有「寧可不帶身分證，也要帶著健康碼」之說。但重要的是，中共既能藉此管制健康疑慮者的流動，便於追蹤管理，奠定了防疫的成果；它的更大附加價值，在於其掌握人民行蹤的能力，藉由「健康碼」更上了一層樓。
同一時間，歐美國家的防疫失敗，讓中共在對人民的宣傳效果上，也上了一層樓。因為，這些長年戴上「敵對勢力」帽子的歐美國家，頓時成了中共最好的「對照組」，讓自認在國際輿論場老挨打的中共，趁機反敗為勝，成為「把壞事說成好事」的重要談資。
美國就是中共曾經選定的對照組。有很長一段時間，央視每晚的新聞聯播，除了總會播報全球染疫數字外，還會刻意報出美國一度飆高的染疫及死亡數字，以凸顯自己的防疫成績。
就這樣，中共靠著舉國體制、現代科技及歐美的防疫失誤，不但成功地執行了「大內宣」，把「中國防疫全球第一」植入中國民眾的認知。進而有餘力「大外宣」，向全球宣傳中國的防疫經驗，順便奚落歐美國家。交替運用，相得益彰。
也因此，在資訊獲得不充分的多數中國民眾心中，中共的「制度優勢」油然而生。他們的認知大致是：中共的問題不少，但在疫情這種大事上「還是要共產黨才有辦法」，而「民主國家就是沒辦法」。
但劉銳紹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例，直指「舉國體制」並不一定是防疫成功的保證。
劉銳紹指出，香港在防疫上，並沒有採用中國的「舉國體制」，卻也達到了本土病例多日歸零的成效。這靠的是當年SARS、禽流感疫情帶來的警惕與經驗、專業有素質的醫護人員，以及民眾在英治時期養成的良好自律性。
他強調，相形之下，港府的舉措反而令民眾疑惑，反而更提高了民眾的警覺心，知道港府「靠不住」。在沒有「舉國體制」下，香港的防疫仍能在波折中創下佳績。
儘管如此，中共仍然堅信「舉國體制」的妙用，如今運用到了疫苗接種上。
在舉國體制下，中國的COVID-19疫苗可說是「邊打邊認證」，完成認證前就先靠著體制的力量試打乃至於普打，甚至對機構職員半強迫施打。靠著這種體制，中國在6月中旬已經注射了逾9億劑疫苗，數量高居全球之冠。
中共迎接建黨百年，不缺獻禮。諸如「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這是典型的「舉國體制」成果，也是從頭到尾都當成「好事」的成果。至於防疫，開始是出乎意料的，如今卻也在「舉國體制」下「轉壞事為好事」，不失時機地成了獻禮。
只要是獻禮，中共總是會傳唱下去，也許能唱到下一個百年。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