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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據兩岸40年 國共檯上吵架檯下溝通

位在金門大膽島上的這座「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建於1980年代,是故總統蔣經國喊出的口號,見證了國共對峙的歷史。大膽島開放觀光後,當地成為台灣遊客遊金門的熱門景點。而中國大陸遊客則經常從廈門搭船行經附近海面,一睹這座心戰標語。(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作者Minsc,CC BY-SA 3.0)
位在金門大膽島上的這座「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心戰牆,建於1980年代,是故總統蔣經國喊出的口號,見證了國共對峙的歷史。大膽島開放觀光後,當地成為台灣遊客遊金門的熱門景點。而中國大陸遊客則經常從廈門搭船行經附近海面,一睹這座心戰標語。(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作者Minsc,CC BY-SA 3.0)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

2021/06/16 10:42(06/17 09:34更新)

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成立才28年就奪下中國大陸江山的中共,另闢法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國民黨則固守中華民國法統退據台灣,從國共角度看,兩岸正式分裂。

因此,1949年,國共關係進入了新篇章。在新仇舊恨下,雙方不但互認對方是敵人,而且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敵人。但隨著武力消滅對方的野心逐漸幻滅及國際局勢變化,1960年代中期起,國共這兩大政治集團,才由準熱戰逐漸轉為冷戰。

到1970年代中期,蔣中正、毛澤東先後辭世,國共兩黨領導層均告換代,中共更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乃至於在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正式結束了冷戰軍事對峙,雙方終於和平相待。此後,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視,民間往來自此恢復。

如果說,自中共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政,國共關係是「以合作開端、以血戰收場」的話。那麼從1949年中共建政兩岸分治,到1988年故總統蔣經國在主導解嚴及開放大陸探親後逝世這將近39年,可謂「以戰爭開端,以和平收場」。

但即使是隔海對峙初期的準熱戰階段,國共兩黨派員密會的傳聞即不絕於耳,且在檯面下,貫穿了這將近39年的對峙年代。雖然因為缺乏互信,國共沒有藉由這些「密使」達成任何主觀目標,但私下的接觸,也為1990年代兩岸恢復協商,先鋪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由於這39年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年代,因此,1949到1988年間的國共關係,對當今的台灣而言,有著啟示的作用。既有可供借鏡之處,也有值得警惕之處。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宣布從成都遷設台北,正式進入兩岸分治時代。1950年3月下旬,共軍攻陷國府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據點西昌,正式宣告國民黨完全退出中國大陸。這時,意氣風發的中共,正積極準備武力攻台,等著「解放台灣」。

相形之下,國民黨雖也揚言「反攻大陸」,但在台灣卻受到外援斷絕,以及中共準備渡海攻台的威脅,可謂風雨飄搖。到1950年上半年,國民黨情勢之危殆,一如西安事變前退居延安的中共。

根據近年披露的史料,1950年5月底,在台灣復行視事、回任總統才2個多月的蔣中正指示長子蔣經國,安排黃埔軍校6期畢業,與中共元老、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有姻親關係的李次白,秘赴上海與陳毅接洽,轉達國共互不侵犯的訴求,卻碰了陳毅一個軟釘子。

就公開史料來說,李次白可說是兩岸分治後,第一位幫國共牽線的密使,卻以失敗告終。

然而,上天卻朝著行將滅頂的國民黨,拋來了一個天大的救生圈─韓戰。

1950年6月韓戰爆發,金日成麾下的北韓軍隊勢如破竹,卻被美國率領的聯合國軍隊攔腰攻擊,一路敗退。而看在蔣中正眼裡,更認為是個「反攻大陸」的好時機。中共為顧慮聯合國軍攻入東北,在毛澤東拍板下「抗美援朝」,大軍開入朝鮮半島。

同一時間,美軍也決定協防台灣,免受中共攻擊。從此,面對韓戰及美軍阻擋,中共再也無力「解放台灣」;而國民黨政府獲得了美國援助及防禦,終於在台灣獲得喘息,並站穩腳跟。

於是,後人在描述國共關係時,很喜歡拿西安事變和韓戰作對比。最為人熟知的評論,莫過於「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一報還一報,上天不絕共產黨,也不絕國民黨」等語。

從此以後,國共之間除了一江山戰役、金門八二三砲戰、東山島戰役等局部性衝突外,未再爆發大規模的熱戰。只不過,在台灣海峽,雙方免不了還是有著劍拔弩張的對峙。國軍有偵察機飛入中國大陸上市偵蒐被擊落,共軍也有小股兵力在金馬進行襲擾。

到1960年代中期,國共雙方逐漸認清彼此難以相互吞併的事實。中共知道,旗下幾百萬的共軍,從來沒打過大規模海戰,且眼前是最少130公里寬的台灣海峽,而不是幾公里寬,國共戰爭時靠船伕搖槳就能越過的長江。更何況,還有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在協防台灣。

國民黨也知道,中共挾人口眾多、土地廣袤、社會控制力強大的優勢,既難從內部發動叛亂,也難從外部攻擊得逞。且協防台灣的美軍,既擋著共軍,也擋著國民黨的「反攻大陸」大業。

於是,在絕大多數台灣人不知情下,國府此時悄悄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大目標,在軍事上開始改採守勢,轉而強調「確保復興基地」,更針對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針鋒相對地喊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另一頭,中共全黨在1966年卻陷入了文革的混亂和泥淖,連黨中央也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更別說軍隊也捲入了文革,大批開國將領被打倒甚至被拘禁,全黨全國全軍根本無暇他顧,遑論「解放台灣」。

從此,兩岸轉入冷戰,國共雙方在檯面上依然充滿敵意,宣傳上互不相讓,對峙依舊。在外交上,中共選擇剛興起獨立潮的非洲,作為國共鬥爭的突破口,逐漸能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奠定1971年取得聯合國席位的基礎。

但在檯面下,國共兩黨並未因為1950年李次白的失敗,而放棄接觸。密使仍然在兩岸之間,透著第三者、第三地你來我往。

其中,1949年國府和談代表之一,其後選擇投共的聞人章士釗,曾經在1956、1958、1962、1973年四度受毛澤東、周恩來之命前往香港,透過他在國民黨結識的友人向蔣中正傳話。內容包括倡議「第三次國共合作」,甚至邀請蔣中正返回浙江奉化老家省親。

然而,蔣中正幾經考量,對這些提議始終興趣缺缺,章士釗1973年5月最後一次前往香港,更因年事已高且過於勞累,在香港病逝。

但國民黨在檯面下也沒閒著。儘管未予理會,蔣中正在章士釗1956年第1次傳話後,就在1957年間接委派旅居香港的前立法委員、被俘黃埔將領宋希濂之兄宋宜山前往北京,一探虛實。

然而,蔣中正對宋宜山立場過份親共大感不悅,加上中共當時大舉「反右」,翌年更爆發八二三炮戰,國民黨的試探,無疾而終。儘管仍有海外人士自願扮演魯仲連,為國共兩黨穿梭,但一事無成,無疾而終。

進入1970年代,儘管中共仍深陷文革風暴,但在外交上卻步步進逼,在1971年10月取代國府進入聯合國,翌年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更訪問北京,日本也與中共政權建交。大批國家見狀,紛紛倒向中共。

自此,國民黨政權雖然在台灣的經濟建設上取得成就,政治與社會與文革狂風暴雨中的中國大陸比較,也相對穩定。但在國際上的優勢盡失,處境轉為艱難,加上「反攻大陸」班師中原成為泡影,深深刺痛了年邁的蔣中正,最後於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

據記載,當隨從興高采烈地向毛澤東報告蔣中正的死訊時,毛澤東只是面無表情地說出「知道了」3個字,沒有任何喜悅,讓隨從感到驚訝;1年多後,在親自挑起的文革未見平息下,毛澤東也於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

蔣、毛的死訊,都給對手陣營一陣尖酸謾罵的機會,但在各自的陣營裡,卻呈現出不同的景象。

在國民黨,蔣中正之子蔣經國早已憑藉接班人之姿,掌握黨國實權,終在1978年5月出任總統,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即使歷經1979年美國與北京建交,蔣經國的權力與威望直到1988年1月逝世前,堅如磐石。但他和國民黨的挑戰,卻來自逐漸集結而起的黨外政治勢力。

相形之下,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卻立刻陷入了四人幫試圖武裝奪權、取代指定接班人華國鋒的危機。雖然不到1個月就被華國鋒及葉劍英等人化解,但華國鋒和翌年復出的鄧小平產生激烈的理念衝突。

最後,鄧小平占上風,1978年12月透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在「凡是派」暗地掣肘下推動了「改革開放」,從此扭轉中國頹勢,成為中共黨史上劃時代的一頁。這也讓國共關係,翻到了新的一頁。

1978這一年,值得記上一筆。先是蔣經國出任總統,名符其實地掌握國民黨政府的最高權力;接著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幾乎同時,美國宣布與國府斷交,轉與北京建交。局勢轉變之大,讓中共占了上風,也對國民黨帶來重大考驗。

就在1979年元旦美中正式建交的同一天,中共正式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正式主張兩岸商談結束軍事對峙,還刻意選在同一天由中國國防部下令停止炮擊金門等外島。

歷經30年,國共關係會有如此重大的改變,特別是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軟化,台灣的專家學者看法基本一致,與內外環境、特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指出,藉由與美國和解,中共在1970年代的國際處境得以提升,加上內部因素及現實條件,對待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才會從「武力解放」、「和平解放」轉為「和平統一」。(中央社記者邱國強攝)
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指出,藉由與美國和解,中共在1970年代的國際處境得以提升,加上內部因素及現實條件,對待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才會從「武力解放」、「和平解放」轉為「和平統一」。(中央社記者邱國強攝)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認為,全球冷戰在1970年代漸趨緩和,加上美國形成「聯中制蘇」戰略目標後與中共接觸,進而談判建交,中共自認美國支持台灣的力道將有所下降,因此順勢推動與國民黨及兩岸局勢的緩和。

持類似看法的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指出,藉由與美國和解,中共在1970年代的國際處境得以提升,加上內部因素及現實條件,對待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才會從「武力解放」轉為「和平解放」,再演變為1979年起的「和平統一」。

儘管如此,看在當時的國民黨眼中,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形同中共趁美台斷交之危大打統戰牌,試圖「瓦解台灣軍民反共意志」。於是,反共立場和父親一樣強硬的蔣經國,隨即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拒中共於千里之外,成為1980年代,國民黨及其政府應對中共的最高指導原則。

蔣經國的反應,讓中共頗為失望,但還是不放棄在1981年9月30日,由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葉九條」,提出國共兩黨可對等談判、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且享有特別自治權等優厚條件。但蔣經國和國民黨仍然不為所動。

面對僵局,中共由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廖承志以個人名義,在1982年7月24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既透過電報中轉發往台北,也在星島日報公開發表,內容仍是勸告蔣經國和國民黨放棄「三不政策」,與中共談判統一。

據記載,當時人在台灣、也被視為兩岸有力傳話人之一的知名學者南懷瑾,收到了這封看上去文情並茂的信。而在一旁,時任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正在等待,準備把信在第一時間呈報給蔣經國。

然而,南懷瑾對這封公開信的評價不高,更批評廖承志的「古文沒有讀通」,信的「文字毛病很多」,還建議國民黨由蔣中正的老部下何應欽出面,回信教訓一下廖承志這個晚輩。

蔣經國自然看到了這封信。最後是由自己的繼母、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出面回了這封信,並在同年8月17日由中央社公開發表,內容可謂極盡嘲諷數落。一開頭就指廖承志的公開信「本可一笑置之」,還反指中共政權「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

1980年代中期,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環境面臨巨變,黨外對國民黨的衝撞日增,社會上也充滿著要求兩岸關係更開放的呼聲;至於中共,藉由1984年10月1日建政35週年舉行盛大閱兵,在黨內僅剩下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鄧小平,威望如日中天。

國共關係,似乎到了即將破冰的階段。特別是國民黨政府開始放寬兩岸的轉口貿易,且放鬆對兩岸民間在第三地往來的限制。而中共當局也大力透過各種管道,邀請更多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參訪。在坊間許多出版品中,這時兩黨私底下尋求溝通管道的意願愈趨積極,各種傳聞不少,為日後的「兩岸密使」創造了一定條件。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蔣經國並未加以鎮壓。1987年,蔣經國接連宣布解除戒嚴,並宣布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成為扭轉台灣今後發展,以及兩岸關係走向的重大歷史事件。

蔣經國的開明之舉,讓中共既高興,又帶著驚訝和憂慮。高興的是台灣民眾前往大陸解除了不少限制,但驚訝和憂慮的則是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對中共及中國人民是否會產生號召作用?

隨著越來越多的老兵和台商,經由第三地前往大陸探親、經商,國共之間接觸的機會和管道也越來越多。在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社會也越來越開放,對來自台灣的人們,乃至於昔日被描繪成「反動派」的國民黨,更是充滿了好奇和歡迎。

在這樣的氣氛中,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逝世,國民黨由蔣氏父子長期掌權60多年的時代宣告結束,蔣家從此成為國民黨至今難以磨滅的印記。也宣告國共關係,自此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回顧1949至1988年這段歷史,可說是當今兩岸關係的塑造期。由於國共意識型態差距與雙方將近40年的隔絕,今日兩岸的隔閡與差異的根源,也來自這一時期。因此,國共主導的這段歷史,對當今及未來的兩岸關係,有著一定程度的啟示作用。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認為,中共至今仍沿用「國共關係」遺留下來的「兩黨關係」在看待兩岸關係,包括新興的民進黨。但面對已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中共應跳脫「黨與黨關係」,尋求與台灣各政黨、各方面的新互動。(中央社記者邱國強攝)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認為,中共至今仍沿用「國共關係」遺留下來的「兩黨關係」在看待兩岸關係,包括新興的民進黨。但面對已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中共應跳脫「黨與黨關係」,尋求與台灣各政黨、各方面的新互動。(中央社記者邱國強攝)

張五岳主張,中共至今仍是沿用「國共關係」遺留下來的「兩黨關係」在看待兩岸關係,包括面對新興的民進黨。但面對已經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中共有待跳脫「黨與黨關係」,尋求與台灣各政黨、各方面的新互動模式。

他並認為,今後中共對台工作,只會從昔日的國民黨單一對象,或其他統派政黨身上,轉為「政黨」與「民間」分離模式。「政黨關係」將不再是兩岸關係的代名詞,包括國共關係。

回顧歷史,中共建黨百年來,有60多年的時間,是和姓「蔣」的國民黨主事者交鋒。因此,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既是國民黨至今難以磨滅的印記,更是中共黨史上難以磨滅的兩位對手。

而中共與國民黨之間這段長達60多年的恩怨情仇,相信仍將是日後史家及各界談資不斷、論點分歧,且可能長時間難以斷定是非功過的一段歷史。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史上少見的「黨與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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