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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之城 遵義見證毛澤東邁向獨尊之路

一群身著紅軍服,到遵義會議會址參訪的中學生,開心對記者比Yeah。(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一群身著紅軍服,到遵義會議會址參訪的中學生,開心對記者比Yeah。(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中央社駐上海特派記者沈朋達

2021/06/08 10:34(11:01更新)

毛澤東在1930年代的黨內鬥爭遭「國際派」排擠,一度脫離核心。之後紅軍戰敗被迫「長征」,毛澤東把握機會,在遵義會議中重掌軍權,也奠定他日後在黨內獨尊地位的基礎。

在中共建黨百年前夕,走進貴州省的遵義市,映入眼簾的是滿街參加愛國教育、身著紅軍軍服的學生,和被黨支部帶來重溫入黨誓詞的國企員工。街道上懸掛著「跟黨走,感恩黨,聽黨話」布條,讓這座山城散發出一股不尋常的政治味。

1935年,「長征」中的中共在此召開「遵義會議」,中共官方論述說,這場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而更重要的是,它也奠定了毛澤東日後在黨內獨大的地位。

1930年起,國民黨對中共在贛南和閩西占領的「中央蘇區」進行3次圍剿,卻都無法成功。到了1931年,中國東北發生日軍入侵的「九一八事變」,國民黨軍隊無法再全力「剿共」。

而中共也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時紅軍已經不只是據地為王的武裝力量,而是初具國家形式的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但有自己的憲法大綱,還出台勞動法規,並把土地改革明文為法律。同時,共和國不承認印有孫中山肖像的中華民國紙幣;取而代之的是印有共產主義革命家列寧(Vladimir Lenin)頭像的專門貨幣。

毛澤東被選為這個「國中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他在一份聯名的佈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疆域有兩個國家:中華民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指前者是帝國主義工具;後者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為遭壓迫群眾奮鬥的國家。

即便中央蘇區已經「建國」,但直到1931年,中共的領導機關仍在上海的黨中央,而整個1930年代,中共黨中央一直處在權力鬥爭的狀態,「國際派」和「本土派」對革命路線的爭執越來越檯面化。

1930年實際主持大局的中共中央秘書長李立三制定了在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發動暴動、罷工的計畫,試圖一舉建立全國性的共產政權。但這個激進的計畫最終讓中共丟失幾個根據地,一些大城市的黨組織也被瓦解,李立三因此下台。

隔年,共產國際代表米夫(Pavel Mif)在上海主導了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會中扶植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本名:陳紹禹)成為中共實際的領導人。王明之後回到莫斯科,權力就由另一名留在中國的年輕留俄學生博古(本名:秦邦憲)代行,「國際派」掌握了中共實際的主導權。

所謂「國際派」,是相較於毛澤東等本土革命家被視為「本土派」的概念。中共官方論述稱,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革命的經驗神聖化,否定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推行的「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等做法。

這場權力鬥爭很快就動搖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地位。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會中許多黨內領袖批評毛對黨中央「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採消極態度,不尊重黨的領導;又批評他在面對國民黨前3次圍剿時的「誘敵深入」策略是等待敵人進攻。

會中多數領袖之所以否定毛的路線,不光是單純的軍事因素,還包括毛澤東之前處理「肅反事件」的手法令人反感。

「肅反」指的是中共中央蘇區在1930年開始的一連串政治清洗行動,其中聚焦在對「AB團」的整肅。所謂「AB團」,是指國共仍合作時代,國民黨反共人士在江西成立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Anti-Bolshevik League),用來和中共爭奪主導權。

實際上,這個團體在1927年已經瓦解,但1930年中央蘇區以「AB團」滲透為由,對內展開一連串整肅行動,其中紅二十軍部隊遭鎖定,短短幾天就拘捕120人,處決17人,引發紅二十軍兵變。

事件最後以紅二十軍被繳械、700餘名副排長以上幹部被處決落幕。大規模的整肅運動令當時中央蘇區人人自危。而中共1949建政後,也不斷有老黨員呼籲調查這起「冤案」。

婁山關戰役是中共在遵義會議後首場勝仗。圖為一名身著紅軍服的遊客在婁山關敬禮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婁山關戰役是中共在遵義會議後首場勝仗。圖為一名身著紅軍服的遊客在婁山關敬禮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毛澤東最後在寧都會議中被剝奪兵權,離開前線到閩西「養病」。但針對他的打擊還沒結束。之後,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接連對支持毛澤東軍事理念的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和鄧小平等人發起一連串整肅,批評他們「右傾機會主義」,實際目的就是要削弱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實力。

1933年,國民黨軍隊再對紅軍發起第4次圍剿,這時紅軍改由博古、朱德和周恩來領導,國民黨依舊戰敗。但緊接而來的第五次圍剿,戰局逆轉。

1933年10月,國民黨發起第5次圍剿,這時紅軍的軍權改為博古、周恩來和共產國際派遣的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所組成的「3人組」來掌握。由於博古不懂軍事,因此紅軍的領導權幾乎由李德掌握。

德國正規軍出身的李德一反過去紅軍的游擊戰術,堅持和國民黨軍隊進行堡壘戰、陣地戰,卻因不敵國軍的火力和堅固的堡壘工事,紅軍一敗塗地,喪失大量的版圖,最終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開啟兩萬五千里「長征」。

而在1934年「長征」初期,紅軍的戰術依舊失據,攜帶過多裝備的部隊在橫渡湘江時行動緩慢,遭國民黨軍隊痛擊,戰役過後,原先多達10萬兵力的紅軍,竟僅剩下4萬人,「國際派」的領導能力遭受質疑。

1935年1月,紅軍在攻占貴州遵義城後,決定在當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博古將戰敗歸咎於客觀條件的說法,不為其他人所接受。而毛澤東則指敗因在於「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的說法,得到了朱德和劉少奇等人的同意。

這場會議最終決定取消原有的「三人團」,兵權轉交給朱德和周恩來,並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遵義會議中,「國際派」的博古失去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權,總書記一職轉而由張聞天接任。毛澤東雖然未直接掌握領導核心地位,但恢復軍事指揮權,並和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形成新的領導層。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中共領導核心,並靠著「長征」中的戰功,一步步奠定自己日後在黨內唯我獨尊的地位。

因此,中共官方論述把遵義會議稱作「偉大的轉折」,事實上,這不止是紅軍長征戰況的轉折,也是毛澤東個人政治生命一次重要的轉折。

一群身著紅軍服的學生,在遵義紅軍山上,為一名過世的紅軍上香。(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一群身著紅軍服的學生,在遵義紅軍山上,為一名過世的紅軍上香。(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建黨百年之際,許多機關選擇到紅色旅遊景點出遊。圖為一群中共基層黨工在遵義會議會址前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建黨百年之際,許多機關選擇到紅色旅遊景點出遊。圖為一群中共基層黨工在遵義會議會址前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遵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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