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7 10:06(12:33更新)
1927年北伐軍「清共」,讓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正式破局,中共也認知到「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道理,極力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並將革命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開啟了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
在中國,許多重要的政治節日都和「一」有關:「十一國慶」,紀念的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七一黨慶」,則是紀念中共在1921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黨代表會議。
而「八一建軍節」,紀念的則是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中共在這場起義裡,首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也正式走上和國民黨武裝對抗的道路。因此,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又把南昌譽為「軍旗升起的地方」。
1927年4月起,蔣中正率領的北伐軍,和武漢的國民政府相繼發動「清共」、「分共」,讓第一次國共合作走向終點。
當年8月1日,由周恩來、朱德和葉挺等共產黨人率領的部隊,在凌晨對南昌守軍發動突襲,短短4小時就拿下這座省城。不過當時中共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的番號,所以城中民眾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場由中共發起的政變。
中共突襲成功後,國民黨隨即調集軍隊反攻南昌,共軍並未死守,一路南下前往廣東,試圖和潮汕地區的部隊會合,並獲得蘇聯的海運支持。
幾天後,中共中央也於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一場緊急會議,會議將「清共」的挫敗歸咎於時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將其解職,改由瞿秋白領導;此外,也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為日後方針。
毛澤東在這場會議中提到「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也為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階段揭開序幕。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接獲指示在湖南組織「秋收起義」,但這支由警衛團和工人、農民組成的義勇軍經驗不足,接連潰敗,毛澤東因此主張放棄攻打湖南省會長沙的計畫,轉而前往位於湖南和江西邊界的井岡山。
毛澤東之所以看上井岡山,是因當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且井岡山位居湘贛邊境,兩省軍閥的矛盾能讓中共承擔較小壓力。
最重要的是,中共過去在此地已有群眾基礎,井岡山的土匪領袖袁文才也是中共黨員。
1927年底,毛澤東和當地領袖袁文才、王佐達成共識,率領1000多人部隊「上山落草」,在井岡山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並嘗試尋找其他失聯的共軍部隊。
在此期間,中共也於1927年底發動「廣州暴動」,一度成功在城內建立共產政權,但一天後隨即遭國民黨軍隊擊敗,損失慘重。
而此前南昌起義的部隊在廣東也發展不順,周恩來等人帶領的主部隊在潮汕地區遭遇國民黨軍隊和粵(廣東)軍夾擊而潰敗,主要將領只能棄隊逃亡。而原先被留在大埔殿後的朱德部隊,頓時成為孤軍,在粵湘(湖南)贛(江西)之間打游擊。
此時,朱德發現,駐紮在湘南的滇(雲南)軍部隊,竟是由自己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求學的舊識范石生所帶領。很快的,朱德和范石生在1927年底達成協議,讓他以「王楷」的化名,將麾下的部隊改編成范石生的一個團,並提供他們薪餉和彈藥。靠著隱身,南昌起義的共軍保住一線生機,並和井岡山取得聯繫。
1928年,蔣中正發現朱德的蹤跡,要求范石生逮捕他。但范石生非但沒有就範,還提醒朱德離開。之後朱德率部一路突圍,成功上到井岡山。「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會師後,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一支共軍武裝勢力。
朱毛會師後,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從未停止,但紅軍依靠著井岡山易守難攻的特點,頻頻擋下攻勢。其中,1928年共軍以寡敵眾的「黃洋界保衛戰」,仍是中共黨史中津津樂道的故事:當年國民黨軍隊趁朱毛主力部隊下山時,圍攻井岡山,但守軍靠著欺敵和精準砲擊以少勝多,讓國民黨軍誤以為朱毛已班師回朝,連忙撤退。
現在在井岡山頂,還能見到毛澤東為紀念這場戰役所寫下的「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
國民黨軍隊幾次圍剿,都未能攻破井岡山,毛澤東可能萬萬沒想到,讓紅軍撤離井岡山的,竟然是內鬨。
中共黨內一些幹部對於綠林出身的袁文才和王佐並不信任,尤其是在袁文才縱放國民黨俘虜後,黨內便有人懷疑他通敵。1930年,在中共中央特派員彭清泉的安排下,決定借用彭德懷的部隊,誘殺袁文才和王佐兩人,並處決他們部隊中排長以上幹部40人。而當時毛澤東並不在井岡山,事後得知只能大嘆這個處置是「殺錯了」。
紅軍的做法也引起袁、王兩人舊部的不滿,先後叛變,最終紅軍只能撤離井岡山,轉往贛南地區發展。
幾年下來,紅軍靠著靈活的游擊戰術,在地處偏遠的贛南和閩(福建)西地區拓展了大量根據地,並藉由推行土地改革,獲得貧困農民的支持,壯大了紅軍陣容。
國民黨軍隊於1930至1931年起,對紅軍控制區域發起3次圍剿,卻都功敗垂成,而這時中共的根據地已擴及21個縣,人口數達到250萬人,和1927年「清共」後的聲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這一時期也強化黨對軍隊的領導,無論是毛澤東在上井岡山前對起義部隊的「三灣改編」,或是1929年的「古田會議」,都一步步強化「黨指揮槍」的領導體系,讓紅軍的思想有別於當時其他的軍閥部隊。
然而,在中共根據地逐漸擴大之時,黨內逐漸浮現「國際派」和「本土派」對革命路線的權力鬥爭,也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構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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