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6 10:40(13:47更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的歷程中,與之短期攜手、長期為敵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共黨史上,是永遠無法磨滅的一大印記。對中共而言,國民黨可說是個「既相剋,亦相生」的對象。
因為,差點毀在國民黨手裡的中共,先是靠著寄居國民黨旗下發展,趁著外敵當前,在國民黨眼皮底下喘息,最後靠著外敵敗退的空隙擊潰國民黨,入主中國,建立至今72年的紅色王朝,如今更能大談建黨百年。
可以說,在中共建黨百年的歷史上,國民黨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國共關係」既是中共百年黨史上絕不可忽略的一大篇章,也有著世界政治史上不多見的微妙關係。
特別是,從中共1921年建黨,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的這28年,是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同台競逐權力,此消彼長的時代。想要了解中共百年黨史的人們,需要從這段歷史中,一窺國共兩黨經過這28年的過招,乃至於主客易位,形勢逆轉的過程。
國共關係的起源,產生於國民黨稱為「聯俄容共」、中共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期。雙方會有這樣的合作,實是基於各自需要及利益。到對日抗戰開始前後,雙方因為大敵當前的形勢需要,又有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但綜合近代史研究學者的意見,中共想合作,目的是壯大羽翼未豐的自己,以便發展實力;國民黨想合作,目的是為借助蘇聯支持建立嫡系武力,以擊敗中國境內的大小軍閥。
然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兩者的意識型態南轅北轍,且都朝著掌握武裝力量的方向發展。手中各擁槍桿子,就註定這種合作不會長久。這也能從國共兩次合作都以兵戎相見、血流成河收場得到證明。
於是,緊跟在兩次「國共合作」之後的,就是兩次先後被國民黨稱為「剿匪」和「戡亂」的第1次、第2次「國共戰爭」。
雙方建立關係的濫觴,最早可追溯到1922年的中共二大,也就是中共建黨僅1年之時。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除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成為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外,還決議邀請國民黨合組「民主聯合戰線」。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更進一步指示,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另一方面,國民黨願意「聯俄容共」,國父孫中山的積極態度,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態度,來自他領導革命推翻滿清,但建立的中華民國,卻淪為軍閥割據的無奈。
孫中山希望,藉由蘇聯的援助,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裝力量,實現中國一統。但蘇聯的條件,則是要國民黨允許中共黨員入黨。
1923年1月,孫中山與時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Adolph Joffe)在上海會晤,並發表「孫越宣言」,提到中國「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正式開啟了「聯俄容共」、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門。
經過1923年6月中共三大,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合組「革命統一戰線」,以及1924年1月國民黨一中全會,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黨員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後,正式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
合作大門一開,讓原本鬆散的國民黨徹底轉型,直到退據台灣乃至於解嚴後,才從「革命政黨」、「革命民主政黨」再轉型為「民主政黨」,更讓處於萌芽階段的中共,有了寄生進而壯大的土壤,影響不可謂不大。
最有甚者,就是為中華民國培育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容納及培育了不少中共黨人,日後成為了中共政界、軍界的骨幹。
像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及畢業生林彪、徐向前、陳賡等人,再加上曾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日後掌握中共大權逾40年的毛澤東,以及編入國軍的將領朱德、賀龍等人。國民黨,簡直成為這些中共明日之星的發跡舞台。
但這種為利益結合的關係,註定不會長久。更何況,國共是兩個意識型態南轅北轍的政黨,一翻臉,便是勢如水火。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質疑「容共」聲音四起。經過同年底的「西山會議」,以及權力上升的時任黃埔校長蔣中正在1926年5月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加上中共在蘇聯指使下加緊奪權腳步,國共已勢如水火。
在堅定反共的蔣中正主導下,釀成了1927年4月12日從上海發起、在各地展開的血腥「清黨」,並通緝黨內的中共黨員,劃清界限,國共徹底決裂。
這次決裂的最大影響,就是經過「聯俄容共」滲入軍隊,取得局部指揮權的中共,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促成了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及賀龍等中共黨員帶領旗下國軍譁變的「南昌暴動」。雖以失敗告終,但從此中共也有了軍隊,讓這一天成為中共至今神話般妝點的「八一建軍節」。
國共關係,從此走向了中共割據自立、國民黨大軍清剿的「官軍平叛」階段。
因此,後世不論史學研究者,還是國共內部,大多認為「聯俄容共」是讓中共取得武裝能力,得以與國民黨競爭,進而種下國共日後兵戎相見,最後大陸易主,國共分據兩岸的遠因。
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東北易幟,北洋軍閥走入歷史,中國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國民黨的聲勢及威望如日中天。但此後,國民黨內卻出現了傾軋,分別在1929及1930年爆發蔣桂戰爭及中原大戰,全國再度陷入混亂,也出現了讓中共喘息發展的空隙。
這時候的中共,利用手中的武裝,在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廣東、安徽、河南等地貧困地區,建立了一個個根據地。於是,在國民黨中央贏得中原大戰後,立即在1930年底,發起多次剿共戰爭,也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內戰」。
然而,國民政府的頭4次圍剿不但沒有進展,中共更在1931年11月在江西首度自立國號,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直到1933年10月,國民政府發動百萬大軍展開第5次圍剿,中共棄守華南,展開自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逃,1936年10月進入陝北延安,開始了「延安時代」。
在延安,中共仍然面臨國民黨的追剿。但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中國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頓時高漲。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的蔣中正答應和解,剿共戛然而止。
於是,「西安事變」被各界普遍認為是挽救中共於危亡的重要事件。它的重要性,相當於1949年中共建政意圖解放台灣後,挽救國民黨於危亡的韓戰。
隨著西安事變而來的,是與對日抗戰同時展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國共關係又展開了一次「先合作再戰爭」的循環。
兩岸多數史學家認為,國共第二次合作與第一次有著明顯不同。第一次合作中,國民黨有孫中山的主導及支持,帶動全黨與中共合作。但第二次合作,主事的蔣中正立場堅定反共,只是迫於形勢,才不得不與中共合作。
中共於1937年9月22日發表、並一再大肆宣傳「共赴國難宣言」,聲明「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國府統轄,被視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及標誌性文件。
然而,許多史料顯示,第二次國共合作名為「合作」,實際上卻讓敗退延安、奄奄一息的中共,不但獲得了喘息機會,而且有了擴大地盤的機會。名義上接受國軍改編的共軍,在大部分抗日戰場上大多數時間都在迴避日軍鋒芒,甚至有調轉槍頭攻擊國軍的記錄。
特別是,中共概不承認、卻廣為外界相信的「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方針,被認為是抗戰期間中共對國民黨虛與委蛇的「證據」。儘管這個被稱為「七二一」的方針是否存在眾說紛紜,卻傳神地描繪出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實際情況。
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曾表示,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的確是不介入國軍與日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游擊為主。既然如此,自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即使沒有明文表述,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
1945年,8年抗戰結束,不再有強敵,第二次國共合作戛然而止。換來的,是長達4年的戡亂戰爭,被中共稱為「第二次國共戰爭」。
但據史料顯示,中共8年間透過「壯大自己」的方針,到1945年4月抗戰結束前夕,已控制了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北部等省的大片農村,統治多達9500餘萬的人口,占全中國的1/5。
再加上抗戰一結束,藉由蘇聯在日本投降前夕占領東北,中共迅速派兵出關會合,從蘇聯手中取得大批繳獲自日軍的武器裝備,裡應外合,使中共一轉20多年來在國民黨面前的頹勢,成為足以威脅國民黨政權的強勁對手。
雖然,國共兩黨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到半個月,就舉行了歷史性的「重慶會談」,蔣中正與毛澤東初次見面,還在10月10日國慶日簽署了「雙十協定」。然而,毛澤東即使在重慶,還不忘用發報機指揮華北共軍搶占地盤。
這項一邊打、一邊談出來的「雙十協定」,內容包括「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以對話方式解決一切爭端」,以及中共「承認重慶國民政府對中國的合法領導地位」。然而,這時的中共,已經占據東北大部分土地後而坐大,讓這一協定成為一紙空文。國共之間,僅剩兵戎相見。
從1945到1949年,國共雙方各擁數百萬大軍,在中國大地上四處交鋒,成為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然而,短短4年內形勢迅速逆轉,挾著抗戰勝利威望、資源的國民黨節節潰敗,乃至於江山易主,拱手讓給了成立不到30年的中共。
71年過去,這樣的逆轉,至今仍讓世人感到不可思議。許多專家嘗試以各種角度解讀,論者眾多。但大抵一致的觀點是,中共的成功,是建立在國民黨的師老兵疲,以及中共善於掌握情勢上。
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認為,八年抗戰前,中國已經處於不安寧狀態,加上抗戰耗盡國力民力,人民需要休養生息但不可得。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卻沒有機會和時間重整殘破的山河,給了中共可趁之機。
至於中共的勝利,前文化大學社科院長邵宗海形容,可說是建立在國民黨的「兵敗如山倒」上。且這個「兵敗」,不只在軍事上。
邵宗海分析,中共在抗戰後,利用國民黨內外交迫之際,適時喊出了「土地改革」、「要和平、不要內戰」等口號,在戰後厭戰氣氛濃厚的中國社會,成功爭取到農民、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於部分國軍官兵的支持與同情。再加上國府經濟處置失當,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導致民心喪失殆盡,江山易主。
1921至1949年的國共關係,以國民黨「容共」開始,以兩次血腥內戰,國民黨被中共逐出中國大陸告終,還造成了至今長達近72年的兩岸對峙。短短28年,兩黨重覆陷入「先合作再戰爭」的惡性循環,讓中國大地幾無安寧,乃至生靈塗炭。
關鍵在於,當時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雖有黨名,卻絕非現代意義上靠爭取選民投票支持的一般政黨,而是兩股各擁軍力的武裝政團。但雙方走向這一結局,則是意識型態南轅北轍的必然結果。
張榮恭對此表示,這是時代的侷限性造成。當時的中國,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讓主義、理念完全不同的國共,只能靠中國千百年來最原始的武力手段,爭奪江山。再加上蔣中正、毛澤東這兩位領導人都「過度自信」,都想藉武力一決雌雄,國共才在短短不到30年時間裡,兩次大打出手。
回頭檢視中共建黨百年的歷程,人們不難發現,國民黨既可說是中共的「競爭者」,也可說是中共的「滋養者」。也就是說,國民黨是中共「既相剋,亦相生」,最後造就中共奪下中國江山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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