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6 10:40（13:47更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的歷程中，與之短期攜手、長期為敵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共黨史上，是永遠無法磨滅的一大印記。對中共而言，國民黨可說是個「既相剋，亦相生」的對象。
因為，差點毀在國民黨手裡的中共，先是靠著寄居國民黨旗下發展，趁著外敵當前，在國民黨眼皮底下喘息，最後靠著外敵敗退的空隙擊潰國民黨，入主中國，建立至今72年的紅色王朝，如今更能大談建黨百年。
可以說，在中共建黨百年的歷史上，國民黨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國共關係」既是中共百年黨史上絕不可忽略的一大篇章，也有著世界政治史上不多見的微妙關係。
特別是，從中共1921年建黨，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的這28年，是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同台競逐權力，此消彼長的時代。想要了解中共百年黨史的人們，需要從這段歷史中，一窺國共兩黨經過這28年的過招，乃至於主客易位，形勢逆轉的過程。
國共關係的起源，產生於國民黨稱為「聯俄容共」、中共稱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期。雙方會有這樣的合作，實是基於各自需要及利益。到對日抗戰開始前後，雙方因為大敵當前的形勢需要，又有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但綜合近代史研究學者的意見，中共想合作，目的是壯大羽翼未豐的自己，以便發展實力；國民黨想合作，目的是為借助蘇聯支持建立嫡系武力，以擊敗中國境內的大小軍閥。
然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兩者的意識型態南轅北轍，且都朝著掌握武裝力量的方向發展。手中各擁槍桿子，就註定這種合作不會長久。這也能從國共兩次合作都以兵戎相見、血流成河收場得到證明。
於是，緊跟在兩次「國共合作」之後的，就是兩次先後被國民黨稱為「剿匪」和「戡亂」的第1次、第2次「國共戰爭」。
雙方建立關係的濫觴，最早可追溯到1922年的中共二大，也就是中共建黨僅1年之時。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除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成為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外，還決議邀請國民黨合組「民主聯合戰線」。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更進一步指示，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另一方面，國民黨願意「聯俄容共」，國父孫中山的積極態度，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態度，來自他領導革命推翻滿清，但建立的中華民國，卻淪為軍閥割據的無奈。
孫中山希望，藉由蘇聯的援助，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裝力量，實現中國一統。但蘇聯的條件，則是要國民黨允許中共黨員入黨。
1923年1月，孫中山與時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Adolph Joffe）在上海會晤，並發表「孫越宣言」，提到中國「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正式開啟了「聯俄容共」、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門。
經過1923年6月中共三大，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合組「革命統一戰線」，以及1924年1月國民黨一中全會，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中共黨員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後，正式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合作」。
合作大門一開，讓原本鬆散的國民黨徹底轉型，直到退據台灣乃至於解嚴後，才從「革命政黨」、「革命民主政黨」再轉型為「民主政黨」，更讓處於萌芽階段的中共，有了寄生進而壯大的土壤，影響不可謂不大。
最有甚者，就是為中華民國培育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容納及培育了不少中共黨人，日後成為了中共政界、軍界的骨幹。
像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以及畢業生林彪、徐向前、陳賡等人，再加上曾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日後掌握中共大權逾40年的毛澤東，以及編入國軍的將領朱德、賀龍等人。國民黨，簡直成為這些中共明日之星的發跡舞台。
但這種為利益結合的關係，註定不會長久。更何況，國共是兩個意識型態南轅北轍的政黨，一翻臉，便是勢如水火。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質疑「容共」聲音四起。經過同年底的「西山會議」，以及權力上升的時任黃埔校長蔣中正在1926年5月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加上中共在蘇聯指使下加緊奪權腳步，國共已勢如水火。
在堅定反共的蔣中正主導下，釀成了1927年4月12日從上海發起、在各地展開的血腥「清黨」，並通緝黨內的中共黨員，劃清界限，國共徹底決裂。
這次決裂的最大影響，就是經過「聯俄容共」滲入軍隊，取得局部指揮權的中共，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促成了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及賀龍等中共黨員帶領旗下國軍譁變的「南昌暴動」。雖以失敗告終，但從此中共也有了軍隊，讓這一天成為中共至今神話般妝點的「八一建軍節」。
國共關係，從此走向了中共割據自立、國民黨大軍清剿的「官軍平叛」階段。
因此，後世不論史學研究者，還是國共內部，大多認為「聯俄容共」是讓中共取得武裝能力，得以與國民黨競爭，進而種下國共日後兵戎相見，最後大陸易主，國共分據兩岸的遠因。
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東北易幟，北洋軍閥走入歷史，中國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國民黨的聲勢及威望如日中天。但此後，國民黨內卻出現了傾軋，分別在1929及1930年爆發蔣桂戰爭及中原大戰，全國再度陷入混亂，也出現了讓中共喘息發展的空隙。
這時候的中共，利用手中的武裝，在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廣東、安徽、河南等地貧困地區，建立了一個個根據地。於是，在國民黨中央贏得中原大戰後，立即在1930年底，發起多次剿共戰爭，也被稱為「第一次國共內戰」。
然而，國民政府的頭4次圍剿不但沒有進展，中共更在1931年11月在江西首度自立國號，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直到1933年10月，國民政府發動百萬大軍展開第5次圍剿，中共棄守華南，展開自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逃，1936年10月進入陝北延安，開始了「延安時代」。
在延安，中共仍然面臨國民黨的追剿。但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中國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頓時高漲。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的蔣中正答應和解，剿共戛然而止。
於是，「西安事變」被各界普遍認為是挽救中共於危亡的重要事件。它的重要性，相當於1949年中共建政意圖解放台灣後，挽救國民黨於危亡的韓戰。
隨著西安事變而來的，是與對日抗戰同時展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國共關係又展開了一次「先合作再戰爭」的循環。
兩岸多數史學家認為，國共第二次合作與第一次有著明顯不同。第一次合作中，國民黨有孫中山的主導及支持，帶動全黨與中共合作。但第二次合作，主事的蔣中正立場堅定反共，只是迫於形勢，才不得不與中共合作。
中共於1937年9月22日發表、並一再大肆宣傳「共赴國難宣言」，聲明「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取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國府統轄，被視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及標誌性文件。
然而，許多史料顯示，第二次國共合作名為「合作」，實際上卻讓敗退延安、奄奄一息的中共，不但獲得了喘息機會，而且有了擴大地盤的機會。名義上接受國軍改編的共軍，在大部分抗日戰場上大多數時間都在迴避日軍鋒芒，甚至有調轉槍頭攻擊國軍的記錄。
特別是，中共概不承認、卻廣為外界相信的「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方針，被認為是抗戰期間中共對國民黨虛與委蛇的「證據」。儘管這個被稱為「七二一」的方針是否存在眾說紛紜，卻傳神地描繪出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實際情況。
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曾表示，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的確是不介入國軍與日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游擊為主。既然如此，自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即使沒有明文表述，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
1945年，8年抗戰結束，不再有強敵，第二次國共合作戛然而止。換來的，是長達4年的戡亂戰爭，被中共稱為「第二次國共戰爭」。
但據史料顯示，中共8年間透過「壯大自己」的方針，到1945年4月抗戰結束前夕，已控制了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北部等省的大片農村，統治多達9500餘萬的人口，占全中國的1/5。
再加上抗戰一結束，藉由蘇聯在日本投降前夕占領東北，中共迅速派兵出關會合，從蘇聯手中取得大批繳獲自日軍的武器裝備，裡應外合，使中共一轉20多年來在國民黨面前的頹勢，成為足以威脅國民黨政權的強勁對手。
雖然，國共兩黨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到半個月，就舉行了歷史性的「重慶會談」，蔣中正與毛澤東初次見面，還在10月10日國慶日簽署了「雙十協定」。然而，毛澤東即使在重慶，還不忘用發報機指揮華北共軍搶占地盤。
這項一邊打、一邊談出來的「雙十協定」，內容包括「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以對話方式解決一切爭端」，以及中共「承認重慶國民政府對中國的合法領導地位」。然而，這時的中共，已經占據東北大部分土地後而坐大，讓這一協定成為一紙空文。國共之間，僅剩兵戎相見。
從1945到1949年，國共雙方各擁數百萬大軍，在中國大地上四處交鋒，成為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然而，短短4年內形勢迅速逆轉，挾著抗戰勝利威望、資源的國民黨節節潰敗，乃至於江山易主，拱手讓給了成立不到30年的中共。
71年過去，這樣的逆轉，至今仍讓世人感到不可思議。許多專家嘗試以各種角度解讀，論者眾多。但大抵一致的觀點是，中共的成功，是建立在國民黨的師老兵疲，以及中共善於掌握情勢上。
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認為，八年抗戰前，中國已經處於不安寧狀態，加上抗戰耗盡國力民力，人民需要休養生息但不可得。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卻沒有機會和時間重整殘破的山河，給了中共可趁之機。
至於中共的勝利，前文化大學社科院長邵宗海形容，可說是建立在國民黨的「兵敗如山倒」上。且這個「兵敗」，不只在軍事上。
邵宗海分析，中共在抗戰後，利用國民黨內外交迫之際，適時喊出了「土地改革」、「要和平、不要內戰」等口號，在戰後厭戰氣氛濃厚的中國社會，成功爭取到農民、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於部分國軍官兵的支持與同情。再加上國府經濟處置失當，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導致民心喪失殆盡，江山易主。
1921至1949年的國共關係，以國民黨「容共」開始，以兩次血腥內戰，國民黨被中共逐出中國大陸告終，還造成了至今長達近72年的兩岸對峙。短短28年，兩黨重覆陷入「先合作再戰爭」的惡性循環，讓中國大地幾無安寧，乃至生靈塗炭。
關鍵在於，當時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雖有黨名，卻絕非現代意義上靠爭取選民投票支持的一般政黨，而是兩股各擁軍力的武裝政團。但雙方走向這一結局，則是意識型態南轅北轍的必然結果。
張榮恭對此表示，這是時代的侷限性造成。當時的中國，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讓主義、理念完全不同的國共，只能靠中國千百年來最原始的武力手段，爭奪江山。再加上蔣中正、毛澤東這兩位領導人都「過度自信」，都想藉武力一決雌雄，國共才在短短不到30年時間裡，兩次大打出手。
回頭檢視中共建黨百年的歷程，人們不難發現，國民黨既可說是中共的「競爭者」，也可說是中共的「滋養者」。也就是說，國民黨是中共「既相剋，亦相生」，最後造就中共奪下中國江山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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