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1 10:07（12:58更新）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1982年說，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並由此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到了習近平充滿自信的「新時代」，這條中國特色道路，終於面臨了與西方的制度之爭。
中共崛起後，發展強調學習蘇聯、實行絕對的社會主義，甚而有針對蘇聯修正主義（蘇修）的批評。到了鄧小平開啟向市場靠攏的改革開放，中共經過數代領導人建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用模式。19 大後習近平權力定於一尊，成為中共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核心」，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揭櫫中國未來發展方向。
1978年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作出實施改革開放的決策，到1982年中共第12次代表大會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到1987年中共13大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對照鄧小平多次公開表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中國共產黨從大量借鑒蘇聯的政治經濟經驗，正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特色」的發展道路。
中共12大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開始大量出現在鄧小平口中。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在與外籍專家談話時說：「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日本訪客時說：「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因此，中共13大報告的主題順理成章確立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8年11月15日，鄧小平的著作集「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波蘭文版出版，他在為這部書撰寫的「致波蘭讀者」一文中說：「從中國來說，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快速發展，自信逐漸增加；但與此同時，社會與政治在八九民運後被緊縮空間，原地踏步，這樣政左經右的發展模式仍讓中共充滿自信，宣告要廣為「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
2007年12月3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表示：「我國選擇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必然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2008年以降，中國舉辦奧運、世界博覽會，中國都在國力宣傳方面下足了功夫。
鄧小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推行政左經右，在經濟上改革開放，面向市場；政治上則維持國家控制，以黨領政。以中共發展的角度來看，鄧小平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他開拓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領後代所有中共領導人的發展方向。
然而，什麼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17年10月中共19大在北京閉幕，大會正式將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冠以「習近平」的名字，並寫入黨章，2019年又在全國人大會議寫入憲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此奠定習近平在黨內的領導權威，以及超越任期制度的核心地位。
習近平任內，中國發展模式雖仍在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中，作法與內涵卻有了更多轉變。外交上，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準則，大肆宣傳其軍事實力，推動絕不示弱的「戰狼外交」，鼓吹中國已能「平視」西方；內政方面，收緊言論、擴大宣傳，強化社會控制，藉打貪腐快速在黨內建立習派系；經濟則加速開放，但同時鞏固黨對企業的「指導」地位。
中國的發展方向與西方期待大相逕庭。政大東亞所所長王信賢指出，從鄧小平到胡溫時代，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經濟實力增強，社會控制正在鬆動，關於「民主」的討論萌芽，各種公民團體也蓬勃發展，但鄧、胡的路徑，「在習上台之後，改變了原本發展的軌跡」，同時，習近平走出一條與西方價值相對的中國道路，與美國展開一場價值觀與制度之爭。
王信賢指出，二次大戰時，美蘇也存在發展模式之爭，在蘇聯解體後暫時分出高下。中國的發展模式標榜可持續控制社會，但經濟維持成長，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有吸引力，而中共也樂於在一帶一路、疫苗外交等實質方面提供援助。雖然習近平說永不稱霸，「但他在跟美國作價值制度之爭，非常明顯」。
王信賢認為，中國想證明其發展道路與制度的優越性，除了內宣需求，也不諱言有對外輸出的期待，但要被其他國家複製目前仍「難度很高」。
中共建黨百年被視為中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黨的「新核心」習近平勢必要將此刻寫入史書。王信賢說：「今年會是一個階段的總結，也是一個階段的開始」，而「至今誰有能力、權力與資格作總結？」習近平極有可能會在這個紀念日發表具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作總結，其重要程度可能等同中共過去兩個歷史決議案。
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分別為1945年4月中共第6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的「決議」高度評價、並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1981年的「決議」則確立鄧小平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王信賢指出，習近平若在建黨百年發表重要講話，起承轉合也將經過設計。首先，「宣傳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一百年來如何克服萬難鞏固中國現有地位」，其次「突出目前遭遇的問題，在疫情、中美關係等等挑戰下，中國必須由習近平領導，才能繼續往前走。」
然而，作為毛、鄧之後最集中權力的領導人，習近平建構的新時代中國發展模式，仍充滿風險。王信賢用「穩而不安」形容當前中國的社會。
政權穩定取決於社會穩定，一昧壓抑可能帶來更大的反撲，中共對此再清楚不過。王信賢指出，中國近期推出很多針對年輕人的政策，宣傳也偏向年輕化，介入課綱，編寫諸多思想教材，就是因為受到香港、緬甸青年政治抗爭的衝擊，希望在形成火苗之前，收編或撲滅。
此外，經濟上中國的高速發展已經趨緩，中美關係也走入「新時代」，中國能否在美國圍堵下突圍，全面關係著中國未來的發展，中美的價值與制度之爭最後一定有個結局，要如何走向結局，會是中國發展模式最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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