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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統一戰線到武力清共 上海見證國共百年恩仇

為了建黨百年,中共一大會址日前關閉整修。圖為一名繫上少先隊領巾的小學生,在整修後的一大會址前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為了建黨百年,中共一大會址日前關閉整修。圖為一名繫上少先隊領巾的小學生,在整修後的一大會址前留影。(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中央社駐上海特派記者沈朋達

2021/06/06 10:08(06/07 10:23更新)

1921年建黨的中共,很快就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並迅速發展。但中共階級鬥爭的理念,仍讓國民黨決心「清共」,這不僅讓中共確立武裝革命路線,也種下兩黨百年的恩仇。

位於黃浦區的「新天地」,是上海最潮的購物天堂之一,時不時能見到打扮入時的年輕人,穿梭在商場和街邊酒吧之間。許多年輕人不知道,這片商業鬧區在20年前,還是城中著名的老舊社區,傳統的「石庫門」建築林立。更多人不知道,這座社區竟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密切關係。

距離「新天地」不遠的一處街角,佇立著一幢明顯翻新、卻又不甚起眼的「石庫門」。「五一」長假期間,不少民眾駐足在這座建築前合照,還有小孩繫上紅領巾、高舉右拳做出宣誓的動作。

一對年輕情侶從建築門牌上得知,這裡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時相當驚訝。「我以為我們黨應該是在延安或是北京創立的呀,」女孩對男友說,「(上海)這種國際都市裡長出共產黨,怎麼想都有些奇怪。」

中共強調黨史教育的重心,是公務員和年輕人。圖為在中共二大會址中,以多媒體學習黨史的孩子。(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中共強調黨史教育的重心,是公務員和年輕人。圖為在中共二大會址中,以多媒體學習黨史的孩子。(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事實上,時間倒回100年,正是當年上海的國際元素,和租界的飛地性質,才讓共產主義在中國有了落地生根的機會。

談起建黨,中共總會將其和「五四運動」相連結。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在隔年召開「巴黎和會」,討論戰後國際事宜。當時作為戰勝國的中國,試圖在會中要求戰敗的德國歸還在山東的特殊利益,但最終列強卻默許將這些利益轉交由日本繼承。

消息傳回中國後,在北京引發激烈的學生運動,知識分子除了痛斥北洋政府無能,也對西方民主國家產生懷疑。

就在不久之前,北方的俄羅斯在一戰末期發生共產革命,建立了蘇聯。這場「十月革命」讓中國知識分子注意到一股不同於議會民主的思潮。而蘇聯聲稱放棄帝俄時代對中國不平等條約的宣示,也讓一些知識分子對這個新興的共產國家心生好感。

談起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潮,中共官方論述總是會提到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名先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學者,他們當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以組社團、辦雜誌的方式傳播共產主義。

1920年,由蘇聯主導的國際革命組織「共產國際」派員來中國和陳獨秀商討成立政黨。1921年7月,包括毛澤東等13名代表,和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Henk Sneevliet)在上海法國租界的一座石庫門樓房裡,召開中共「一大」,但後來因被租界當局搜查,而轉赴浙江嘉興的南湖完成會議。

成立之初的中共,想沿襲歐美的共產革命經驗,在城市裡發動工人運動。中共當時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陸續在湖南安源,和鄰近北平的長辛店發起工運。不過這股1920年代初期的工運潮,很快就在北洋政府血腥鎮壓下,劃下休止符。

工運路線的失敗,凸顯出當時的中共不但缺乏群眾基礎,也不具和軍閥抗衡的政治能力。而此時在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剛經歷過廣東軍閥陳炯明的叛變,孫中山也有感於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不足。

因此,在共產國際的牽線下,國共兩黨於1923年展開首次合作: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則在「聯俄容共」的路線下接納中共,孫中山還任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為顧問,改造國民黨組織;蘇聯也支援國民黨培養自己的武裝力量「黃埔軍校」。

知名作家魯迅是中共的支持者,並和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好友。圖為魯迅位於上海虹口區的故居。(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知名作家魯迅是中共的支持者,並和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好友。圖為魯迅位於上海虹口區的故居。(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在依附國民黨下,中共黨員獲得公開活動的合法身分,也積極透過各省的國民黨部發展中共黨員。與此同時,中共黨員也在國民黨中央獲得可觀的代表性。

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會中有10名中共黨員獲選為國民黨中執委或候補中執委,相當於總數的1/4。而中共黨員譚平山出任國民黨組織部長、林伯渠出任農民部長,就連毛澤東日後也代理過宣傳部長一職;周恩來則是在黃埔軍校中擔任政治部主任。

中共在這段時期的迅速發展,體現在1925年的「五卅慘案」中。當時中共黨組織這場發生在上海、以反對列強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中,扮演了核心的動員能力;同時還在南方的廣州和香港,動員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聲援上海的工運。

而據中共統計,在「五卅慘案」後,中共黨員由1925年的不到1000人,發展到當年底的1萬人規模。然而,這強大的動員能力,和階級鬥爭的理念,也引起國民黨內的擔憂,不斷有元老主張中共黨員退出領導層。

國共之間的路線之爭,在孫中山1925年過世後浮上檯面,並在「北伐」過程中正式爆發。1926年,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而中共也響應在上海發動武裝革命。1926年底起,中共在上海發動共3次的「工人武裝起義」,前兩次功敗垂成,最終在1927年3月,一支2700人的工人糾察隊起義成功,還建立「上海特別市市民代表會議政府」,這也是中共首度在大城市建立政權。

但中共的做法,讓上海租界的外國政府,和當地的資本家感到擔憂。1927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青幫的協助下,迫使工人糾察隊繳械,並開始在國民黨掌控的城市大舉拘捕、處決共產黨員。在這場被稱為「清共」的政治運動中,包括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等中共早期領袖,都成槍下亡魂。

「清共」後,國民黨政府分裂為設於武漢的國民政府和蔣中正設於南京的新政府。當時中共原還寄望和武漢政府繼續合作,但隨後武漢也在7月決定「和平分共」,中共正式喪失合法地位,國共合作也告終。

「四一二事件」除了種下了國共間數十年的敵對關係,也讓中共依附國民黨、發動「大革命」的階段正式告終,自此,轉向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階段。

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中共雖轉為地下化,但在上海仍有文化人士支持聲援。圖為位於上海虹口區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舊址。(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中共雖轉為地下化,但在上海仍有文化人士支持聲援。圖為位於上海虹口區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舊址。(中央社記者沈朋達上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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