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6 10:23（06/28 09:20更新）
北京市中心有條街道名為「幸福大街」，去年底某一天，街上出現多名年齡、性別不一的民眾排成一列，他們時而蹲低、時而彎腰，以看似怪異的姿勢緩緩走在人行道上，為的是躲避來自四面八方的監控鏡頭。
捕捉到這場行為藝術畫面的英國廣播公司（BBC）此前曾於2017年在貴州體驗了稱為「天網工程」的人臉識別系統威力。在當地監控中心人員拍下他的臉部照片後，BBC記者依計畫「潛逃」至車站，結果一踏入售票大廳，警方已透過監控發現他的蹤跡，並立刻出現在身旁。全部過程歷時不足7分鐘。
不論是幸福大街或離首都北京市直線距離約1700多公里的貴州省，都無法避免籠罩於密布的監控鏡頭下。有估計說，中國大陸各地的監控攝影機已達5.6億個，14億人口中，每2.5個公民就對應了1個。
中共今年慶祝建黨百年前夕，不少分析都聚焦於「逆民主潮流的中共，得以存續百年並持續一黨專政」的生存之道，其中一個重點即為透過數位科技監控全民。
旅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聿文說，網際網路剛興起時，它的即時、隨機以及傳播範圍無遠弗屆等特性，大大提高中共壟斷資訊的成本，因此在最初發展階段，中共有些無所適從，只能試著學習如何管理和控制網路，例如俗稱「網路長城」的防火牆。
不過，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受訪時表示，中共當局很快就適應了網路生態並且發現，網路對專制政權來說雖然是個麻煩，但其實也很有用處，也就是網路有助於強化和改善統治。中共之後不僅發展出成熟的網路操控術，還進一步向其他威權或半威權國家輸出。
此外，中共也充分利用包括監控技術在內的人工智慧（AI）和大數據，將這些新技術用於管控社會，稱為數位或科技極權主義。
鄧聿文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很大程度和技術的升級有關」。高科技成為中共監控社會極為重要的助力，除了遍布各地的監控攝影機，植入手機的定位系統，也讓人逃無可逃。
他進一步分析，北京這次能夠成功控制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也是得益於基於數位監控綿密的社會管控網路。
來自香港的人權律師桑普告訴中央社，在獨裁專制國家，控制就是一切，中共唯有不斷集權，才能保證江山不變，而科技極權就是習近平大權鞏固的重要憑藉。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當局透過大數據對人流、金流、貨物流和資訊流等方面的全面掌控，除了確保政權，也讓集權的程度更勝以往。
桑普曾是香港「占中」義務律師團成員，「港區國安法」去年7月生效後，為保有言論自由而移居台灣，目前為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他在訪談中提醒，中共當局正藉由「一帶一路」計畫輸出中共的數位極權模式，不可小覷，而實際上數位極權正在全球蔓延，應設法即時糾正。
近年人權狀況備受國際質疑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則是中國內部深刻體會數位極權手段之地。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019年5月曾公布報告，新疆政府透過一體化作戰平台收集民眾從身高、宗教信仰到政治傾向等各類型資訊，並根據是否與鄰居往來、拒用智慧型手機或積極替清真寺募款等30多種行為來鎖定可疑人物。
人權觀察表示，一體化作戰平台透過結合警方手機上的App、各檢查哨含人臉辨識功能的監視器來追蹤手機、身分證與車輛的移動路線及位置，並以此監控民眾動態，甚至能追蹤用電和加油的情況，藉此分析及判定可疑程度；而據調查與統計，一體化作戰平台認定可疑的行為，大多與種族或宗教無關。
一體化作戰平台還可監控人際關係，當偵測到有人聯絡新註冊的手機號碼或國外有親友時，一體化平台警察端的App便會指示警方展開調查。
一體化作戰平台之外，北京當局自2017年7月起也強迫新疆群眾在安卓手機安裝名為「淨網衛士」的App。淨網衛士會封鎖特定網站並禁止使用者下載特定軟體，以及掃描手機上儲存的檔案。新疆警方則會在街上隨機抽查，被查到未安裝淨網衛士或未從手機刪除政府認定有害內容的使用者會被拘留。
社會信用體系則是中共數位極權的另一環。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網要（2014-2020年）」，其中提及要在2020年建構一套全國性的社會信用體系，以獎懲意識來提高社會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
相較於許多已開發國家信用評分系統一般僅用於信貸的金融信用評分，中國政府所提的社會信用體系「社會信用」資料主要由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等透過監管及服務過程來獲得，目的是「規範公共行為」。
社會信用體系與大規模監視系統緊密相連，佐以人臉辨識技術和大數據。除了傳統金融違約和欺詐，部分地區也將闖紅燈、垃圾分類等行為納入其中，並給予相應懲罰。
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數據，截至2019年6月，已有2682萬人次因失信遭限制購買飛機票、596萬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購買動車高鐵票，部分地區的懲戒方式還包括限制失信人的子女入讀私立學校以及大學錄取等。
雖有支持者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有助提升社會誠信與信用，還可助控制金融風險，但實質來說，社會信用評級系統搜集了龐大的個人資訊，政府部分則可輕易獲此這些訊息，因此不只可以規範市場，更能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人權觀察就表示，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國政府大規模堅控計畫中的一部分；旅居英國的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也曾於港媒發文分析，此一以「規訓」為中心的「馴化」國民系統，在不使用實質暴力而減低政權正當性之下，可做出相當於暴力鎮壓、甚至更強大的維穩功能。
幸福大街那場行為藝術構想來自36歲的湖北藝術家鄧玉峰。他先前多次以創意形式表達對中國社會問題的關注，包括2018年4月在網路黑市買了30多萬人個人資訊後，在武漢一家博物館公開展出。鄧玉峰說盼藉此喚起公眾對於數據洩露的重視，但警方卻很快關閉了他的展覽。
這一次，鄧玉峰告訴BBC，「消失在幸福大街（監控鏡頭）」的想法讓他有一種莫名諷刺感，因此選擇了這個地點展開實驗。
鄧玉峰和他的夥伴可能未如羅冠聰所言的被馴化，但是更多人呢？
BBC引述這場活場的一名女性參與者說，她的同學對此並不以為然，認為當局為了保護公眾安全，民眾自然需要讓度一分自由權利；而更多的路人則投以怪異眼光，一位長者用嘲弄的語氣問，「幹什麼呢，這些不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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