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2 10:22（06/24 12:33更新）
台灣早於50年代初期就開始耕耘中共問題的探討，當時稱為「匪情研究」，而隨著時代變遷，中共研究已從為政策服務的角色，逐步走向透明化、學術化，但也不能免於新時代的困擾。
中國國力的崛起和壯大，促使「中共學」或「中國問題研究」近年在全球越發熱門，一些國家投入的資源也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相較之下，1949年中共於中國大陸建立政權、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後，中共研究在這塊土地已然起步。
歷經多年內戰並失去中國大陸的慘痛教訓，讓時任總統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遷台後格外重視中共情報蒐集。1953年，一心「光復大陸」的蔣中正下令成立一個專門研究「匪情」的單位，之後由蔣經國負責在總統府之下設立機要室資料組，對內稱「遠廬」資料室，對外名為「國際關係研究會」。
這個神祕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或「國際關係研究會」正是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最初的面貌。50年代以來，不論是早期隸屬官方或者後來轉型為校級研究中心，國關中心都是台灣研究中國大陸以及國際事務的重量級智庫。
中共建黨屆滿百年前夕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接受中央社專訪時娓娓道來國關中心的歷史與發展沿革。訪談中，寇健文提及國關中心成立之初與蔣氏父子密切的關係，並指由於受到「小蔣」蔣經國的信任，在早期設有「匪情中心」的官方機構中，國關中心可說居於「龍頭」的地位。
他指出，當年的中國研究是為政府服務、為層峰服務，因此政策導向濃厚，第一代匪情研究專家也多數不是學者，而是「長期從事對敵鬥爭工作或是投誠的匪幹」，是「實務界」而非學界人士。在投誠匪幹中，最有名的就是曾任國關中心副主任的郭華倫。
以「反共復國」為目標的彼時，中國研究關注焦點是中共人事和政治，而且屬於「官方的知識、封閉的知識，民間不能夠看，一般的學者不能研究，只有特殊單位的人可以看」。這些特殊單位包括當年與國安局關係密切的國關中心，以及調查局、情報局等。
時間的巨輪推動世事前行，包括曾經神秘的匪情研究。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外交遭逢重大挫折，在此背景下，國關中心成為政府學術上的「白手套」，以進行國際學術工作。
90年代又是另番光景，隨著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啟動，官方已無法再壟斷關於中國的知識，民間機構以及大學學者、媒體記者也能夠並且開始探索相關領域。
與此同時，在反對黨出現的現實下，與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的國關中心也積極尋求轉型，並於1996年8月完全併入政治大學，建制成為實體的校級研究中心。
1968年成立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是台灣研究中國問題的另個學術重鎮，當時是由政大與國關中心前身「國際關係研究所」合作設立，目的是「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才」。
走過半個世紀，政大東亞所培養出眾多兩岸問題領域的專才，涵蓋媒體從業人員、專家、學者及官員。現任所長王信賢本身即擁有東亞所博士學位。
回顧台灣60多年來的中共問題研究工作，王信賢說，早年所謂「匪情研究」時期，是因為國民黨當局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當時純粹是政策研究，許多訓練都與中共黨史和意識形態有關；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登場，台灣也邁步自由化、民主化，兩岸敵對色彩不再那般濃重，匪情研究也轉為「中共研究」，也就是「我還是做政策研究，但我不把你當成叛亂團體」；90年代進入中性的「中國大陸研究」，並結合了社會科學，以政大東亞所的研究來說，就加入更多社會科學的意涵在其中。
對於如今的中共問題研究，王信賢接受中央社專訪時提到「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也就是須從不同角度來看待中國。
為何如此？他解釋，「因為過去我們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變得不是這麼一回事」。
例如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前，外界難以預料兩國關係會走到今天的地步，也沒想到台灣會在美中兩強相爭下得利，以及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會受到如此嚴重的挑戰，還有這次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對全球造成的巨大衝擊。
實際上，王信賢說，全球的政治和經濟都出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提的「百年變局」，因此要用新的角度來看待全球秩序和中國研究。
變幻不僅出現於國際時局，2000年至今，台灣政治歷經數次政黨輪替，此前已從「為政策服務」而踏入學術領域的中國研究，也因此無可避免出現投入資源消長的現象。
對此，王信賢不諱言：「藍營執政的時候，它會比較重視中國大陸研究。相較而言，藍營（執政時）確實在這個部分的資源會比較多，到了綠營（執政），資源有點悄悄地轉移。」
他指出，可以理解，研究資源的分配與國家政策有關，例如新南向政策是政府現階段重點；另外也有些資源移至於構建內部防護網。
王信賢歸納說，當前的中國研究與過去「長得有些不大一樣」。以往定義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就是探究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個面向以及兩岸關係，現在的定義則偏向「中國因素進入台灣後，會造成什麼影響？」
雖然研究資源轉移關乎政策重心，王信賢在訪問中仍不覺低嘆「非常可惜」，因為面對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大幅攀升，台灣理應投入更多研究資源，而非減少，更何況「台灣對於中國問題研究，確實有獨特優勢」。
這些優勢包括台灣從早期就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已有相當累積，例如國際間就非常看重台灣學界的經驗，尤其習近平2012年底接手中共總書記大位後，對言論和社會的控制異常嚴格，平添境外人士對於中國情勢判斷的困難度。
王信賢以自身經驗為例透露，許多派駐台灣的外國機構會定期與他交流，「他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對中國大陸內部情勢的判斷」，因為這些國家在中國使領館所能獲得的資訊越來越有限。
他說，如同其他國家，台灣人現在赴中國大陸做田野調查能夠獲取的資訊也非常少，但是憑藉過去的經驗和累積，「有些訊息進來，我們會去做一些判斷，基本上不會離事實太遠」。
香港的中國研究也曾經深受國際間倚重，但「反送中」抗爭運動後，北京祭出港區國安法，王信賢觀察，香港也因此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對於中國大陸問題，一般學者已不大發聲，這更凸顯台灣在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性。
他強調，對台灣來說，中國研究不僅是學術研究，而且是「非常重要、跟台灣整個國家生死攸關議題有關的研究」，所以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因為好的學術研究可以轉化成為政策研究的養分。
面對逾90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王信賢表示，中國研究做得好，其實是在保護台灣，但現階段台灣的中國研究除了資源相對減少，也有被迫陷入立場問題的難題。
王信賢說，台灣內部政治「是用跟中國的關係那條線劃開的」，簡單來說就是統獨問題。做中國研究，若涉及政策及兩岸，就會輕易地受到「是藍還是綠」的辨認，但其實研究者往往只是中立地詮釋「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他不禁質疑，「做中國研究的目的是什麼？」若是為了台灣內部政治立場而刻意傳遞不利中國、卻偏離事實的訊息，只會造成對中國現況的誤解和誤判，就像習近平並未因為COVID-19疫情而權力不穩，三峽大壩也未如近年盛傳的那樣即將潰堤。
寇健文也談到，90年代以來，台灣學界相當程度依靠田野調查進行中國研究，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北京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力量，包括學者在內的對岸人士往往因政治顧慮而不願接受訪談，「說好要碰面的到時候不碰面了，原來是見面談的變成了電話採訪」，這在前領導人胡錦濤時代是較為少見的。
至於中國研究投入資源減少的現況，寇健文說：「這是非常弔詭的地方，因為大家都在講中國的威脅在增加，可是我們投入研究的資源在減少。」
寇健文指出，這種現象不利於台灣全面了解對岸，「我們如果不了解對我們安全上的這個最大威脅，這對我們實在是不利的」。
有觀點認為，由於兩岸語言、文字相同，即使文字有簡繁之分，了解對岸並非難事；但寇健文分析，雙方使用文字的邏輯、方式和價值觀等差距越來越大，就拿中共官方文件、領導人口中經常出現的「鬥爭」一詞來說，台灣人不喜歡這個帶有衝突意味的用詞，但除了字面上的意義，對岸提到「鬥爭」，有時卻是「奮鬥」之意。由此可窺，真正及全面掌握對岸想法的困難度。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他看來，要增進對於中國的了解並減少誤判，政府可在社會心理、政治心理等領域學科投注更多資源，並結合中國議題，將研究面向擴及中國大陸的社會心理以及領導人政治性格。事實上，這種從政治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制訂外交決策的配套作法已見於一些國家。
從參與國際組織到COVID-19疫情相關事務，兩岸在外交場域的攻防未曾間斷，前路也可預期硝煙難止，如何制敵機先、了解對台灣最大的安全威脅？寇健文認為，從政治心理學分析中共外交決策正是政府可著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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