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2 10:23（06/24 12:34更新）
中共今年建黨百年，面對這個專政大黨和它所統治的大國，台灣多所大專院校設有相關課程，藉此知己知彼；但由於北京的國際形象和兩岸關係近年雙雙重跌，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已越趨冷漠。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蔡裕明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台灣自解嚴以後，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漸成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焦點與顯學之一，各大專院校或民間機構紛紛成立有關中國研究的相關系所或研究單位，或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類似課程。
另有民間智庫或研究中心也陸續從事中國研究，並出版相關學術刊物或舉辦研討會；台灣主要政黨也成立了中國研究的部門。
蔡裕明表示，了解中國是兩岸關係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大專院校開設中國研究的課程有其挑戰性，主要因為解嚴至今，台灣內部政治局勢往往牽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左右對於中國的理解與認知。
此外，蔡裕明指出，「這幾年中國研究的市場慢慢開始不大了」，原因之一是學生畢業後可能面臨找不到工作的難題，這與2000年至2010年的情況頗為不同。
他表示，當時全台灣有頗多大學通識中心開設兩岸關係或中國大陸研究的課程，因此攻讀相關系所，畢業後可能找得到工作，即使不是全職，也較有機會找到兼任教職。
除了就業的現實問題，蔡裕明同時表示，台灣「少子化」的趨勢下，一些學校通識中心最近幾年紛紛裁撤，這種情況也增加開設兩岸關係或中國研究相關課程的難度。
他直言：「師資及課程都越來越少，這也是台灣做大陸研究比較困難的一部分，還好有些智庫都還在做。」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王信賢受訪時則談到，台灣年輕人明顯地對中國議題越來越不感興趣，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
王信賢舉例，10多年前若對學生談及中國大陸較為進步的例子，例如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校園中學生用功的情況，台灣學子的反應通常是「哦，那我們要多加油」，因為對岸那些努力奮發的學生有可能是自己未來競爭的對手。
但是最近幾年情況變了，王信賢說，台灣學生的回應非常冷淡，似乎覺得「關我什麼事」。
對於台灣學子數年之間這種心態的轉變，王信賢認為是由政治認同衍生而致，年輕人認為「那是別的國家的事，完完全全別的國家事情，而這個國家對我們是敵對的，所以關我們什麼事」。
王信賢不諱言，這種現象並非只是台灣獨有，有些國家近幾年也對中國越來越不感興趣，原因是中國太霸道。
他談起自己前兩年在日本擔任短期訪問學者的經驗。一些日本教授當時曾憂心地向他透露，做中國大陸研究的日本學生漸漸少了，反倒是赴日求學、做研究的中國學生與日俱增。
對此，蔡明裕也表示，雖然有些台灣學生視中國大陸為日後可能就業的機會之地，但基本上「學生這幾年對中國大陸的感覺並不是太正面」。
他說，對台灣來說，中國大陸既是主要經貿來源，同時也是主要的威脅來源。在軍事意義上，台灣緊鄰中國的地緣因素，也成為台灣軍事防衛的困難，僅以去年380架次中共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來說，已對兩岸的緊張造成一定影響，並讓台灣民眾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這樣的「不安全感」表現在大專院校課業選擇上，只會進一步讓學生「排斥」接觸與中國大陸相關的課程，不利於兩岸之間的了解。
如何提高台灣年輕世代研究中國議題的興趣？蔡裕明認為應改革大專院校開設的中國研究課程，不僅討論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內容，也要涵蓋社會、文化、教育等課題，或根據學校的定位，結合各科系課程方向進行規劃，例如結合觀光系，提供中國旅遊的現況與問題。
他更強調，大學階段也應從需求面的實務性角度，來考量中國研究教育所應傳授的內容。由於多數學生畢業後即需投入就業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若能讓學生在學期間就能掌握若干市場的需求，勢必能提升學生未來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曾任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顏建發表示，台灣的中國研究起步於「匪情研究」，並隨著兩岸交流而漸趨多元化，拓展至經貿、社會、外交、政治和軍事等面向；而或許因於「少子化」的因素，當前各大學系所有關中國研究或兩岸關係的科系招生確實不似已往熱絡。
不過，顏建發認為，過去獲取資訊不像如今這般容易，在課堂之外，也可透過自媒體等其他管道展開自我學習，所以不代表台灣不重視中國研究。
他說：「兩岸社會、經濟交流這麼多，他們（中國）對我們又這麼重要，甚至對我們威脅這麼大，各個領域的研究現在都拓展開來，包括科技、軍事研究，都越來越多。」
至於近期的發展，顏建發接受訪問時強調，「可能要更重視國際面向的討論」，因為中國是大國，台灣不得不關心中國與美國等主流國家的互動，否則「假如我們過於自滿，不研究外界對於中國的研究，這會是一個缺失」。
他進一步指出，在美中對立的國際情勢下，美國與其他國家組成民主同盟並藉此圍堵中國，這些民主同盟國家如何看待中共、中國，對台灣來說是很重要的觀點，台灣不能再僅限於從兩岸關係的觀點來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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