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英到一國兩制 香港的街頭民主之路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以來,已爆發多次社會運動,2019年「反送中」過程,一次次刷新上街人數紀錄。香港的民主意識從何而來?一國兩制下的港人如何爭取權益?為何至今多數的香港人仍不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回顧香港發展史或許可見端倪。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以來,已爆發多次社會運動,2019年「反送中」過程,一次次刷新上街人數紀錄。香港的民主意識從何而來?一國兩制下的港人如何爭取權益?為何至今多數的香港人仍不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回顧香港發展史或許可見端倪。
清廷在1840至1842年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戰敗後,分別簽訂「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將香港島、九龍南部割讓給英國。又在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逾200個離島租借給英國,稱為「新界」。英國最初認為香港「荒蕪、無價值」,隨著維多利亞港的發展,香港的金融地位也日漸重要。
1950年代的香港人,大多為中國來的戰後難民,對香港無歸屬感,也不關心政治。1960、70年代經濟起飛,土生土長的一代出現,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開始加深。
據英方資料,中國曾表示若英國在香港推行民主,中共不排除以積極手段提前「解放」香港。因此直至1984年中英發布聯合聲明,正式確認香港回歸日期後,英國才開始推動香港的民主化。而1989年天安門事件帶來的衝擊,也增強了港人對政治的關心。
1982至1984年,中英針對香港未來開啟談判,原先雙方皆態度強硬,中國代表鄧小平甚至表示:「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英國曾經提出「歸還主權,保留治權」,中國雖拒絕,卻也退一步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方案旨在保留香港的經濟優勢地位,也是中國用作兩岸統一的樣板。
港人對回歸的憂慮在天安門事件後達到高峰,引發大規模移民潮,香港官方估計,1990至1994年間有30萬人口外移。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當時中國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便以香港作為轉口通道,迴避對非會員國的限制,且當時香港經濟規模為中國五分之一,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令中國受益。然而隨著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經濟大幅成長,中國對香港的經濟依賴度下降,政治介入增加,香港人愈來愈擔心失去既有權利與自由,透過各種社會運動表達他們的擔憂。
2002年港府計畫立第23條基本法,明文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港人擔心若法律通過,可能危害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陸續以遊行、連署等方式表達不滿。隔年的七一大遊行,更有逾50萬市民上街表達訴求,港府被迫暫緩法案。
2019年港媒揭露,北京擬要求人大常委會主動對23條釋法,包含說明如何使港英時期文件適用於國家安全案件,變相落實第23條法,不過港府對此沒有回應。
2012年港府為建立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計畫推行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內容與參考書避開「天安門事件」等敏感話題,被懷疑流於吹捧中共政權。不少港人認為此科目有洗腦成分,發起反國教運動,以遊行、占領公民廣場、接力絕食等方式抗爭。最後,港府擱置課程,至今未再重提。
為爭取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2014年9月28日爆發「占領中環」,抗爭長達79天,民眾以雨傘抵抗警方的胡椒噴霧,因而被稱為「雨傘革命」。雖然行動最終因後繼無力而失敗,但也誕生許多以「重返社區,深耕細作」為訴求的「傘後團體」,如青年新政、香港民主宣傳小組等,以參政延續追求民主。
2019年港府宣布推行「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雖官方保證不移交政治犯,但鑑於劉曉波、銅鑼灣書店等事件,使港人對此存疑,認為修例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第一波「反送中」運動,於3月31日走上街頭。6月以來的示威愈演愈烈,警民衝突升溫,香港民陣統計最高單次遊行人數有200萬人。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條例,並於7月9日表示條例已「壽終正寢」,但未提「撤回」2字,反送中團體則提出特首下台等5大訴求;林鄭表示自己不會辭職,也一再重申對暴力零容忍。
香港人在歷經多次抗爭之後,大多認為自己是「廣義的香港人」,而非「廣義的中國人」。根據香港大學民調資料,「反送中」爆發後,港人對「廣義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達到76.4%,認為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僅有23.2%,分別為回歸以來新高及新低,顯示中共欲加強香港人愛國情懷的種種作為,普遍未獲認同。
企劃製作/林廷軍、實習記者吳珮瑜
照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作者Vatnið,CC BY-SA 4.0)、中央社檔案照片